政治上的二元结构，自然会表现在国家权力的分配关系上。
实际上，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因为就世界范围来看，有若干文明形态都没有自发地走向法治，如伊斯兰地区、印度教地区和犹太教地区等。与那些比较专业的中国问题专家相比，甚至与擅长大视野思考的沃勒斯坦(Wallerstein)相比，昂格尔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中有一些形式要件上的缺陷，例如，没有当时人口的统计数字和当时中国的地图、行政区划图，等等。
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昂格尔在讨论中国问题时，主要是考虑为什么古代中国没有走向法治这个基本问题。从古代中国的情况来看，有几个现实值得格外注意。昂格尔认为，早期中国社会的礼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点：第一，礼是一种与等级紧密相关的行为标准，它们根据个人相对的社会地位而支配人们之间的关系。用昂格尔的话说，就是都曾经经历了官僚法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分分合合，由昂格尔等人的思想所造成的美国法学界的巨大裂痕大致已经愈合，昔日以舌尖和笔端做刀枪的敌我双方已经实现了握手言和、皆大欢喜的局面。为此，昂格尔提倡一种粉碎制度环境的思想解放。由此，法律先定逐渐发展出保护个体基本权利、防范行政干预的保护功能。
学界对法律保留的理解皆是基于第三种意思留下，不拿出来。但凡涉及公民自由和私产，君主的决定都必须先得到议会的同意，赋予其合法性，转化为法律，再交由政府去执行。有一点未被当代德国学者所重视，却颇有比较法意义。来源：《中外法学》2022年第6期。
早在19世纪初，随着德意志各邦国宪法开始出现相关规定，公法学者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但一直未能将它从依法行政这类上位概念中分化出来，产生更为具体的下位概念。但如下文第四部分所揭示的，授权禁止原则并非凭空独立产生的，若无轻度的授权行政作为基础和支撑，中度的授权明确和重度的授权禁止恐怕只是空中楼阁。
若干年后，考虑到Vorrang与Vorbehalt还是容易让人混淆，他在该书第三版特意再次说明：法律保留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自行并且是普遍性地事先发生作用的。如此来看，这并不只是一个学者引介而来的学理概念，相反，它很早就以有法可依的表述形式进入到这个影响整个中国的关键讲话之中。上述那种将法律保留等同于《立法法》第8条进而分为绝对和相对保留的观点，有以下四点值得商榷。进入19世纪，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德意志各邦纷纷掀起立宪运动。
无独有偶，德国学界在较长时间内也认为法律先定以法治国原则为基础，以干预先定为原型，仅具有单一的约束对象。在宏观上，法律与行政的先后关系是明确的。如此来看，一个国家的权力格局就体现在几种权力的空间关系中，法律先定的本质是界定几种权力的活动空间和先后顺序。历史上美浓部达吉等日本学者是否真的出于类似考虑而忽视前缀vor将Vorbehalt缩译为留保？笔者无力探究这一问题，只是提出一种假说。
虽然这种关于专属事项的授权禁止是法律保留的重要内涵，但毕竟是后发而生的部分内涵。相较而言，周佑勇主张将行政法定作为法律保留与法律优先的上位原则更为合适。
至1848年3月，各邦相继发生革命，史称三月革命。法律先定的双重面向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它在议会民主制二元结构中指向议会与政府，在君主立宪制三角结构中则指向君主与政府。
之所以作此理解，概因保留的汉语意思。理论上广泛存在一种误解：似乎除了《立法法》第8条规定的事项，其他事项无须适用法律保留，行政可以脱离法律自行处理、先行决定。当我们按照这种解释，用先定前置前制等词语替换保留，重新翻译迈耶这个定义，整个概念陡然清晰起来。蔡宗珍就指出：在法律先导的国家权力运作秩序中，国会（立法者）与法律于某一事项类型或范围内享有某种优先或优越于行政机关∕行政权、法官∕司法权的地位。总之，许多学者都将《立法法》第8条同法律保留划等号，再根据第9条将法律保留分为绝对保留与相对保留。米歇尔·克洛佛（Michael Kloepfer）指出：就决策过程来看，君主依然控制着政府，在许多事项上拥有决策权，而议会仅有审查和同意权（Kontroll-und Zustimmungsrecht）。
再按照保留是留下，不拿出来的意思来理解，便是议会留下法律，不拿出来的意思。造成这一现状的根源，是法律保留在中国公法学中遭遇的困境。
日本学者翻译成法律的留保后不久，民国时期的中国学者就引入该原则。毋庸置疑，问题的症结在保留二字，它的确阻碍了中国公法学者准确把握这个原则的基本意思。
相较而言，奥森比尔持论中庸，做了如下总结：立宪时代的法律先定其实是君主与资产阶级代议机关之间真实政治对立问题的法律表达，当时学者所说的议会与政府的对立，其实是资产阶级代议机关与君主的对立。为此，博肯佛德回到君主立宪制下的法律概念，梳理法律先定的发展过程，揭示了这个原则并不单单限制行政。
随着议会法律逐步切入君主执政与政府执行之间，议会法律对前后两方面都产生相应的限制作用。这个原则的基本意思与其说是强调专属立法权的授权禁止，不如说是要求授权行政。为了判断保留一词是否真的隐藏误读的危险，本文顺着这个原则的发展脉络逆流而上，分三步厘清它的起源与本意。以《立法法》第9条为例：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当中的尚未......先制定亦从反方向支持法律先定这一概念的成立。综上，如果我们继续使用法律保留一词，用专属来理解这个原则，保留具有的禁止转让、排他专属意思就会继续诱导我们产生上述两种理解，那么，继续混淆相关概念，使用同一个概念却各说各话，恐怕都是无法避免的。
一方面，迈耶超越宪法文本，用Vorbehalt强调先法律后行政的规范关系，先定精准表达了这层先后关系。三、法律保留在德国公法学中的原意 （一）概念的提炼 从德文构词来看，Vorbehalt由vor和behalt两部分构成，vor是先、前的意思，behalten是保留的意思。
四、法律先定在君主立宪制下的三个特征 法律先定符合德文原意，明确指向先法律后行政的规范关系，凭借这一先后关系，可以确定该原则在德国公法学中的意思。但问题在于，这种观点无意中限缩了法律保留的多层规范内涵。
然而，法定一词可能引发某种细微的概念退化。在这种语境中，法律保留可能被误解为先行政后立法或行政先行先试、法律终局决定。所谓法无授权，行政不可为，即在行政行为之前，必须先由法律规定。受此影响，中国公法学者多将该原则分为宪法与行政法两个层面。
现代国家行政权不断扩张，叠加改革开放的特殊背景，保留一词在某种程度上反转了先法律后行政关系，给人一种消极、被动的感觉。这个自身封闭、不可渗透的国家非由法律所能介入和渗透的。
先定一词完全符合迈耶的定义：阻止它（执行权）......的独自先行，我们称之为法律的先定。由此可见，法律先定的本质是界定立法、行政几种权力的活动空间和先后顺序，它们之间谁轻谁重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谁先谁后却是现代国家的定局。
君主自行选择统治国家的方式，或制定法律，或发布法令，或直接行为。第二阶段是立法先于具体行政。
关注微信
